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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当事人聂海芬

来源:网络整理 编辑:匿名 2019-08-18 14:52:49 点击:745809479

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在2003年参与张氏叔侄案。当时因张辉、张高平的口供一再反复,案发地杭州西湖公安分局请求聂海芬出马支援。 在当地,聂海芬大名鼎鼎。在杭州市政法界,流传着“三大女杀手”之说——公安局预审大队的女队长、检察院批捕处的女处长、法院刑庭的女庭长,这三名女性的工作可以将一个杀人犯处以死刑。 和其他两人相比,聂海芬队长以漂亮和温柔著称。48岁的她短发,一对深酒窝,月牙眼,有二十多年从警经历。她是媒体的宠儿,往昔的公众形象几乎可用“完美”形容。 过去的报道勾勒出这样的聂海芬: 她和她的团队,“玩”的是心理上的“暗战”。“不一定要吹胡子瞪眼睛,就能办好事,必须掌握到对方的心理变化,准确作出判断。”“其实,犯罪分子可能想,交代后就没命了,心里感到恐惧就索性拒绝讲了,但不是没有办法,我们还会收集到其他蛛丝马迹。” 她的眼一扫对方的脸,就能大致分析出对方属于哪种人。审讯室里,一个犯罪嫌疑人见她一乐,“你很像我的什么姐姐,还像……”。聂海芬毫不领情:“你不要说了,你是不是说像你女朋友,像你妈也没用!” 杭州市公安局网站保留着聂海芬的一条2006年的新闻,名为《杭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聂海芬同志荣获全国“三八红旗手”称号》。文中称,“聂海芬同志是杭州市公安局自1860年以来唯一荣获全国‘三八红旗手’称号的女民警……近五年来牵头主办的重特大案件达350余起,准确率达到100%……经她审核把关的重特大恶性案件,移送起诉后无一起冤假错案。” 报道还称,因聂海芬专业工作出色、成绩显著,曾荣获嘉奖二次、三等功二次,2005年被评为全省刑侦行家。 2006年4月13日,央视第12频道《第一线》栏目推出“浙江神探”系列报道之“无懈可击聂海芬”。节目讲述了聂海芬参与侦破“5-18奸杀案”时,如何在没有找到任何物证的情况下,通过“突审”,让“惊魂未定”的张氏叔侄交代“犯罪事实”,进而从“细节”入手,获得了“无懈可击”的证据。 在节目中,聂海芬回忆道:“人刚刚到案,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下,经过突审,开口了,两个人都讲了。” “一些关键的细节,它会让这个案件更加地客观真实,主要还是从证据上完善证据,让证据更为客观。”她说,自己选择的第一个细节就是犯罪嫌疑人抛尸的地点——张高平、张辉告诉她,抛尸时听到水声。她为此走访当地的住家和杭州市气象局。 对于作案情景,聂海芬介绍:“侄儿讲,他实施强奸的时候,是在汽车的前排,当时叔叔是在后排。那么叔叔的讲法,他说实施强奸的时候,他们三个人同时都在前排。第二点,犯罪嫌疑人张辉讲,实施强奸的时候,把被害人的上衣全脱了,而他的叔叔讲,只脱了裤子,衣服没有脱。”对于这段相互矛盾的口供,聂海芬的对策是组织了一场在当地人大代表见证下的“指认现场的”。 据报道,为还原现场,聂海芬甚至让民警专门找来货车司机,开着同一辆解放车,从安徽到案发地,再到调头处,最后前往上海,进行侦查实验。 案件最关键的矛盾点,是在死者王冬的体内找不到任何强暴的依据。 聂海芬解释:“他也交代了有强奸的行为,但是最后没有射精,我们也请教了法医,那么法医也给我们一个解释,就是说即使犯罪,就是在这么一个抛尸的这么一个现场,有水,即使本身强奸之后体内是留下物质的,一夜的水冲过以后,也有可能把被害人体内的这些强奸的痕迹冲掉。” 节目还陈述了王冬的手指甲里留有男性的DNA,但并非来自张氏叔侄的蹊跷事实:“法医提取了死者的指甲做DNA鉴定,结果发现,其手指甲里留有男性的DNA,可是这份DNA却与两名犯罪嫌疑人无关!”但即使是这样,聂海芬也没怀疑抓错了人,反而从其他角度去证明张辉、张高平有罪。 但张辉、张高平却告诉记者,由于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“犯罪”地点和过程,因此“指认现场”不得不进行了三次,最后才和口供、公安勘查报告吻合,而“指认”期间,人大代表根本就没下车。 而聂海芬所谓的“突审”,被张辉、张高平一致认为是刑讯逼供。 张高平告诉记者:“在杭州西湖刑警大队我苦头吃尽:他们让我站了7天7夜,让我蹲马步,不让我吃饭,我实在受不了赖在地上,他们就抓我的头发,我还是起不来,他们就提着我的手铐不停抖,我被抖到骨头都酥了才勉强站起;用拖把棍按我的脚,按到我骨头受不了不停地叫,我一叫,他们就笑,像看猴子一样;又把我按到地上,脚朝天,把我嘴巴封住,矿泉水灌到鼻子里去;打巴掌,跪皮鞋底那些都是小事……现在手臂上还有被他们用烟头烫的疤。” 张高平说自己更厌恶的是牢头狱霸。“在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,我一进去牢头就打我,嫌我破坏了他吃饭的心情,还给我立规矩,说“老大”上厕所,我要面壁跪下,每天早上还让我朝东南方向拜菩萨。牢头还说,‘你态度好点,我写好你抄’。他写好之后,我拒绝抄,他就打我到半死,还说晚上打完50只蚊子才能睡觉,哪里去找50只蚊子?!每次提审回来,都得向牢头汇报,否则就打我。” “认罪书就是这么写出来的。”他说。 有同样经历的,还包括被送往拱墅区看守所的张辉。“牢头”袁连芳早在同一号房等他。 “我说我没有杀人,他听了就让另外两个人打我,让我好好说,每次被打完,他就跟我重新说一遍案子的‘经过’,‘细节’比我还清楚,还画了图纸,他很能说,也很能写。每次提审回来,他都知道我说了什么,质问我是不是翻供了,只要我一翻供他就叫手下两个人把我拉到厕所里打,打下身。”张辉告诉羊城晚报记者。 “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,牢头狱霸全知道,肯定是办案人员跟他说的,他们串通一气,我绝对不能容忍,太过分了。”张辉对记者说。 袁连芳后作证:张辉在看守所关押期间,向他讲述了奸杀王冬的经过。此话被公诉方作为证据出示。 张辉、张高平对聂海芬毫无印象。记者在与张辉、张高平的对话中,曾反复核实“有没有一个女警官曾经提审你们?”,两人却都作了坚决的否认回答。张高平说:“从头到尾都没有女人审过我。”而张辉则说:“只有在提取DNA鉴定的时候,是一个女警员来给我取了指甲、毛发。”当记者拿出聂海芬的照片给他们看时,他们很确定地说“没见过”。 2004年10月,对于可能影响案件走向的关键物证——死者指甲中的混合DNA鉴定结论,浙江省高院在二审判决书中作出了如下表述:本案中的DNA鉴定结论与本案犯罪事实并无关联,不能作为排除两被告人作案的反证。。 而对于另一关键证据——当晚卡车进出杭州城的监控录像及沿线路口的监控录像,警方未就是否调取作出说明。9年后再审,律师才知道,当年警方曾去调阅监控录像,但因为部分监控损坏和夜晚光线问题,未能明确卡车离开杭州前往上海的准确时间。等律师前去调阅监控录像时,由于超出保留期限,录像已被销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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